人民司法:子女请求父母履行赠予约定的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
已被浏览3213次     更新日期:2016-12-01     作者: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来源:《人民司法案例》2015年12期
原文标题:子女请求父母履行赠与约定应受诉讼时效约束
作者单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来源:《人民司法案例》2015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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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离婚协议中约定财产归子女所有,是一种以解除双方身份关系为目的的赠与行为。在婚姻关系解除后,该行为产生法律效力,赠与方不得任意变更或撤销。但基于家庭和睦及当事人之间信赖关系,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关系存续期间,子女请求父母履行赠与义务的诉讼时效中止。共同生活事由消灭后,子女仍应在时效期间内行使权利。

案号:一审:(2013)九法民初字第11543号
二审:(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2780号

【案情】

原告:李某甲.

被告:李果某。

原、被告同系父女关系。2008年5月13口,被告李某某与原告的母亲张某某协议离婚,双方约定将位于九龙坡区白市驿镇的房屋拆迁补偿费6万元给原告李某甲。

2008年5月18目,原、被告及张某某3人与园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房屋拆迁协议,约定原告方家庭作为拆迁户,应获得拆迁补偿费金额共计59576.55元。同日,被告实际领取了拆迁补偿款合计63566.55元。

原告在得知被告已领取补偿款后,便向被告索要,但被告拒绝给付。被告称其赠与女儿拆迁款的情况属实,但该款项属于可撤销的赠与,且自己已通过嫁妆及抚养费等形式向原告支付了相当于拆迁款的钱项,只是碍于父女之间的关系。

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房屋拆迁费60000元及利息。

【审判】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离婚协议中财产赠与协议,具备一定的身份关系性质。该协议以婚姻关系的解除为生效条件,对男女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赠与方不得任意变更、撤销。

本案中,被告李某某与张某某在离婚协议中将家庭共有房屋的拆迁补偿款6万元约定归女儿李某甲所有,是一种以解除双方身份关系为目的的赠与行为。该财产分割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一定的对子女抚养关系补偿的道德义务性质,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在双方婚姻关系事实上已经解除的情况下,赠与协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即本案的房屋拆迁补偿款的财产权益已属原告李某甲所有。

本案涉案的标的物为货币,其作为一种非特定的种类物,在被告实际领取占有之日,原告即形成向被告催要的债权请求权,该权利应当在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

虽然原告称其并不知晓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的内容及房屋拆迁款的领取具体时间,但是原告在父母离婚之时已经成年,并随后长期跟随母亲张某某一起共同生活。父母婚姻关系的解除及共同财产的分割属于家庭生活重大事项,其变动与原告自身密切相关,在原告未举证证实出现特殊事由阻碍其认知、行使权利的情况下,本案的诉讼时效不符合停止计算条件。为此,原告在长达近5年的时间内未向被告催促交付赠与物,已经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

据此,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某甲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原告李某甲不服一审判决,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争议焦点是:离婚协议中赠与条款可否单方撤销;若不能撤销,原告可否以其随父亲共同生活为由抗辩诉讼时效中止。

对此,有三种处理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赠与合同系单方诺成性合同,原告并未就接受赠与物支付相应的对价,在财物所有权转移之前,被告可以随时撤销对原告的赠与,原告无权要求被告交付赠与物。

第二种意见认为,离婚协议的赠与具有较强人身依附性及道德抚养义务性质,夫妻双方一经解除婚姻关系,赠与人不得任意撤销。原告在随父母生活期间,并不知晓离婚协议的内容及被告领取拆迁款的时间,且被告亦无证据从客观上证明原告对此情况知晓或应当知晓,故本案诉讼时效应中止计算,被告应当支付拆迁补偿款。

第三种意见则认为,被告不得撤销赠与协议,但原告在父母签订离婚协议时已经成年,理应对家庭变动的重大事项有所知晓,且其后不久原告也离开被告居所,长期随母亲一起共同生活,原告怠于行使权利使本案超出诉讼时效期间,其胜诉权已然丧失。

笔者赞同第三种意见。

一、离婚协议中赠与条款能否任意撤销

第一种观点认为,离婚时赠与财物的一方,在物权发生变动前可以主张撤销赠与合同。理由在于:

首先,根据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我国采取的是动产交付制度。赠与一般是发生在具有亲密关系的人之间,若赠与标的物系动产,则在该财产实际交付之前,赠与人可以行使撤销权。

其次,父女之间的赠与合同亦不具备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道德义务性质。根据该条立法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公益性质的赠与不得撤销。该条文目的系强调对弱势和公益的保护,而父母子女之间并非当然具备这种道德义务特征,不能仅凭双方之间的特殊关系,就当然认定赠与不可撤销,否则既有过分干涉当事人意思自治之嫌,亦与合同法所提倡的私法自治理念不符。

第二种观点认为,赠与协议属于第三人利益合同,赠与方不得撤销。所谓第三人利益合同,指要约人约使他方(债务人)向第三人给付,第三人因而取得直接请求给付权利之契约。又称第三人给付之契约,或利他契约。关于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基础,通说认为属于合同效力的扩张。受赠人可以依据赠与条款,要求离婚当事人履行财产赠与义务,这是受赠人行使第三人利益诉权的体现,在无证据证实赠与条款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存在的情况下,赠与方不得行使任意撤销权,否则将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种观点认为,离婚协议中赠与条款具有一定抚养关系补偿的身份性质,赠与方不得撤销。离婚协议是以解除身份关系为目的的特殊民事合同,赠与条款涵盖了双方在家庭解体后针对家庭成员未来生活方面财产的处置。离婚协议的当事人约定将财产归子女所有,系双方解除婚姻关系的重要条件,不能将其比照一般民事赠与行为进行处理。

笔者倾向于第三种观点,理由在于离婚协议赠与条款与一般的民事赠与合同存在以下性质差异:

第一,赠与出发点不同。一般民事赠与合同均具备单务、无偿特征,而离婚协议的赠与条款对人身有很强的依附性,并不当然是无偿的。在订立赠与条款时,离婚双方因曾经共同生活的因素,除了纯粹的利益考虑外,常常难以避免涉及情感因素,未来生活中在财产方面对子女抚养及老人赡养等问题做出安排。一方出于经济扶助的目的,将财物赠与子女,其中体现了对子女抚养的道德义务,与一般民事赠与合同的无偿性有着显著区别。

第二,赠与协议生效要件不同。一般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合同成立后即生效。离婚协议中的赠与与子女抚养内容共同组成协议的附随条款,两者需以婚姻关系的解除作为生效的前提条件。

第三,法律关系不同。一般赠与仅为当事人双方纯粹为财产权利转移而设立;而离婚协议中赠与条款为特定人(夫妻间)在特定时间(离婚时)协商订立,且该条款及子女抚养条款均为达到解除婚姻关系的目的而创设。因此,若单独撤销赠与条款,则破坏了整个离婚协议的完整性,是对已作出的离婚协议的一种否定。

第四,赠与协议成立方式不同。民事赠与合同系单方诺成性合同,只需要一方赠与的意思表示做出即可成立。在赠与物交付或者办理登记手续之前,赠与人亦可单方面行使撤销权。离婚协议的赠与则系夫妻双方协商将己方或双方财物赠与他人,需双方取得一致的意思表示,因此,即便赠与物产权尚未转移,撤销权的行使也需得到离婚当事人双方的同意。

综上,离婚协议中的赠与虽与合同法中的赠与有一定程度的类似,但两者性质截然不同,不能简单比照一般民事赠与行为认为离婚协议赠与条款可以任意撤销。离婚的夫妻双方为了达到解除双方婚姻关系的目的,有可能在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方面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以赠与财产形式保障子女的健康成长。从道德义务补偿层面,法院更加应当坚持禁止反言原则,不能让赠与一方任意撤销赠与,否则将给离婚相对方及其子女带来更大损失。

二、家庭成员共同生活期间诉讼时效中止

时效制度是以牺牲个人权益为代价,使得权利从应然走向实然状态的一种让步与妥协,其创设的意义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对怠于行使权利者进行制裁。每个人皆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和照料者,权利人不关心自己的利益并照料之,可认为他有放弃权利的意思,因此撤销对其权利的强行性保护。

但如果出现了权利行使的事实,仍然使权利继续受到时效的约束,这就与诉讼时效的目的相违背。因此,当存在有不便行使请求权的特殊事由时,在此期间内受不利益的当事人,可在该事由消灭后继续行使权利应为法律所允许。

综观各国,诉讼时效障碍机制大致由诉讼时效的中断、中止、不完成、不起算、停止、延长等多种情形构成,各种情形在各个国家适用的具体事由并不完全相同。其中诉讼时效中止、不完成、不起算、停止这几组概念,在表述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功能上也有一定程度的交叉。

我国民法中没有采用国外关于诉讼时效不完成等概念,而是确立了时效中止、中断及延长制度。无论是时效的中止、中断抑或是延长,三者都具有共同的功能设定和外在效果,即将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或因障碍无法行使权利的情形排除于诉讼时效之外,使诉讼时效期间所含的事实状态要素,真正能限定于权利人主观不能或客观不便行使权利的场合,以提高时效期间的“含金量”,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其中,关于诉讼时效的中止规定,即属客观上存有障碍,导致权利人无法行使权利,而并非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该制度确定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该条文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根据这一规定,在我国构成诉讼时效中止应存在必须发生对行使权利形成障碍的事由,包括不可抗力和其他障碍。

不可抗力,在民法中指当事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一般指自然灾害。为了适应司法实践的要求,虽然我国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以“其他障碍”为依据扩展了部分时效中止的事由,但诸如家庭关系、夫妻间、禁止产、违背性自决、谈判磋商等等其他国家规定的中止事由能否在具体案件中适用,各地法院的裁判尺度不一。

在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0条第1款第(4)项规定的所谓客观障碍事由的理解上,有人认为,所谓客观,就必须是脱离于当事人意志之外的原因,即有当事人意志参与的事由就不能成为诉讼时效中止的“其他障碍”。

但笔者认为,从诉讼时效中止制度的法理依据出发,即便有当事人意思的参与,但是仅凭当事人一人意志无法生效,或者出于社会风俗、交易习惯,当事人不应当行为或者行为之后代价太大的事由,也应当属于该“其他障碍”之列,仍然可以成为诉讼时效中止的事由。

譬如共同生活期间的父母子女,笔者认为,即便彼此间产生诉争,法律亦应当彰显人文关怀,突出其保护家庭成员间互敬互爱亲情关系的更高价值。因在双方互相信赖、共同生活之时,当事人一方碍于伦理可能会忽略了权利的行使;而对于负有债务履行义务的一方而言,信任也受到期待,若其恶意逃避债务将背负较高的道德成本。

若允许诉讼时效在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效力,将违背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关系的本质。为此,诉讼时效制度已成为一种对家庭生活规则的法律冒犯,家庭成员信任保障的天然性以及道德自律也很难为诉讼时效制度的生存及适用提供土壤,家庭关系应当为立法者作为法定诉讼时效中止的特殊事由加以考虑。


综上,笔者认为,从我国“亲亲相隐”的法律传统来看,如果没有中止时效方面的规定而是提倡起诉的话,不仅会损害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导致家庭破裂,也会使判决难以执行。

因此,在本案女儿随父亲生活期间,诉讼时效应当处于中止状态;而父母离婚而导致其与父亲共同生活关系的终结,将使时效期间得以激活。父女之间虽然有血缘关系,但此时双方已与一般的家庭成员关系无异,若债权人怠于行使债权,终将使其成为自然债务,诉求亦因此无法得到法律的支持。

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诸如本案女儿主张要求父亲履行赠与义务的纠纷中,充分考察家庭成员之间具体生活情况,依托社会生活和日常经验,对于其债务客观真实性及法律真实性作出价值评判,并根据合理的诉讼时效期间决定是否给予法律支持,以期给社会带来正确的伦理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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